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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体育为中国革命做出杰出的历史贡献

信史的记载,亲历者的回忆,再加上学者们的研究考证,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中,于1921年至1949年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红色体育,“整体形象”愈加立体、愈加丰润、愈加完善。

在西安体育学院图书馆和延安大学体育学院,两位红色体育专家——史进教授和杨学达副教授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史进说,红色体育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为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贡献巨大;杨学达表示,“人民至上”是贯穿我党领导体育事业发展的一条鲜亮“主线”。

史进教授是红色体育领域著名学者、专家,身兼西安体育学院图书馆馆长和红色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表示,1921年至1949年这28年间,中国领导的体育事业或者说体育实践活动,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官兵的身体素质,以实现民族的解放,具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早期党的领导人的体育思想与实践。”史进介绍,典型代表就是三位领导人发表的三篇文章——1917年4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以及1917年6月恽代英在《青年进步》上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

“最核心的就是的《体育之研究》,100多年过去了,仍然熠熠生辉。”史进说, “一直到1921年,党的体育事业思想都是以的这篇文章为核心的,他从民族的存亡、体育的重要性以及体育与人的关系、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展开了论述,特别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论述了精神与体魄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共同成长。”

“第二阶段就是中央苏区的体育思想或者叫中央苏区的体育活动。这一时期,提出了‘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说明当时体育的宗旨、目标只有一个——为了打仗、为了消灭敌人、为了革命战争服务。”史进介绍,在“二苏大”结束的时候,在讲话时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有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长征时期,在长征途中召开运动会。“一般我们定义是1934年到1936年,两年多不到三年时间;长征时期红色体育的核心体现,就是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史进说,这一时期有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是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举行的一场以篮球赛为形式的运动会,从连与连打一直到师与师打,规模非常大;第二个是红二方面军到了哈达铺以后,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完整的体育运动会,在红色体育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珍贵史料;第三个就是1936年的四五月份,朱德在甘孜筹划了一次运动会,他提出了‘烧牛粪’比赛,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第四个阶段就进入了延安时期,这是红色体育的成熟期。”史进说,“延安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我党把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优良传统,在延安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升华和实现。延安时期的体育运动,有完整的体育建制,有完整的体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的典型的实践成果。”

史进进一步介绍,延安的完整体育建制有几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第一是延安大学体育系的成立,这是中国领导的体育教育事业首次进入了高等学府,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第二是新延安体育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劳苦大众、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体育的主人;第三就是召开“九一”扩大运动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国际上所有的现当代运动项目,甚至有最先进的棒球、垒球、曲棍球,运动会得到了全国工人、农民、学生的广泛支持,贺电层出不穷地飞到延安,“简直就是一场小型奥林匹克”。

“更重要的是,延安时期体育思想特别是的体育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这是整个红色体育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变化——中国已经把体育列为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史进介绍,1941年提出“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42年又写下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这两句话,在同一段时间里概括了红色体育的两个典型意义——一边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一边是为了赢得革命战争。这个时期,红色体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其实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演变和递进的”。

第五个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这个阶段开展的体育运动,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云南剿匪,开展针对性的攀岩训练;二是为了解放海南岛,开展了大量的水上平衡训练;三是新中国的空军力量逐渐形成,开展了大量的空军专业技术训练。

史进总结出红色体育的五大精神内涵,即体育为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因陋就简、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

“这五个精神在我们红色体育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比如乐观主义精神,在长征途中平均每前进300米就牺牲一个战士,但是长征期间仍举办了很多运动会;艰苦奋斗就更不用说了,整个中国革命和其中的红色体育事业,都是艰苦奋斗的过程”。

“红色体育,它的目标实际上很清楚,就是为了革命胜利而服务,为了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而服务。”史进说,一句话总结,“红色体育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史进还向羊城晚报记者阐述了红色体育的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二是为现代以及当代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体育为民’与当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脉相承。”

史进表示,红色体育与1949年后的体育运动高度关联:“从1933年瑞金的‘五卅’运动会,到延安的‘九一’扩大运动会,再到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它们)密不可分,体育app押注因为全运会就是一个继承了‘红色基因’的运动会。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红色体育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建党百年来统一考虑的。”

延安大学红色体育文化工程技术中心执行主任杨学达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我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美好前程,但我们不能忘记延安时期勤俭办体育、坚持体育为民、塑造战场英雄以及为推动民族团结做出的重要贡献。杨学达说,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大力弘扬红色体育精神,以“体育强国梦”为思想基础,引领中国体育大发展。

我们既深深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艰难困苦中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及其体现着革命乐观主义的亲力亲为,也从学界、民众的海量讲述以及信史佐证中,真切认识到体育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的强筋骨、树信心、聚人心的巨大作用。

红色体育,体育史上的动人奇观,革命史中的壮丽景象。纵观我国体育史,“人民至上”始终是贯穿党领导体育事业发展的一条鲜亮“主线”,它谱写了我党建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峥嵘岁月中的强音,它指引着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

建党百年之际,寻访红色体育之路,流淌走的是时间,磨不灭的是党的艰苦奋斗和为民服务的情怀与坚守。通过这组报道,我们希望您能了解到,在党的领导下,体育,能够被赋予多么可观的力量。

红色体育的记忆,激荡人心;红色基因的延续,历久弥新。它铭刻着初心使命,也将继续引领我们书写新时代“体育强国”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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